>   【西班牙游学#文化篇#】如何看懂阿莫多瓦《隔壁的房间》？一文拆解片中「暗藏」的所有密语

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（Pedro Almodóvar）横行影坛已近半世纪。出生自独裁者佛朗哥掌政时期的他，年轻时遇上极权政府垮台、自由风气正盛，手持一台超8 摄影机，一路拍到步上奥斯卡殿堂：《濒临崩溃边缘的女人》、《我的母亲》、《悄悄告诉她》、《玩美女人》……一部部直指生活的悲欢离合。

阿莫多瓦擅长拆解通俗剧与类型片框架，拼贴西班牙、次文化艺术，把老电影搬上台面，也借女性与酷儿大胆展现异色，如他曾称：

当我制作一部电影，我希望能触动观众的头脑、心脏和生殖器。

年过70 的他，即便近年作品褪去过往的活色生香，加入更多沉淀后的肃穆省思，却仍维持创作玩性、突破自我，这次更交出生涯首部英语长片《隔壁的房间》（The Room Next Door）。

本片改编自美国作家西格丽德努涅斯的小说《告诉我，你受了什么苦？》，阿莫多瓦化原著繁复的女性群像为银幕上的两张脸孔，让当代最优秀的其中两位演员──蒂妲史云顿、茱莉安摩尔──饰演癌末病患玛莎与其友人英格丽，演绎女人走上安乐死前，生命最终的漫漫长话。

导演藉由改编一本美国小说、找来多位英美演员参演，并引用大量英语电影及艺术，把主角拉进一座位处马德里郊外的别墅。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看待：阿莫多瓦身为美国「隔壁」的西班牙导演，以哲学家西蒙韦伊口中的「你受了什么苦？」关怀邻居，不仅是一名「爱邻之人」对美国的扣问，更面向整个极右派当道、气候变迁席卷的当代，关注此刻人文与自然濒死的世界。

阿莫多瓦用其纯熟的电影技法，将一场本是「挽歌」的绝望对话，开展为对生命与艺术犹在的「庆贺」。片中暗藏许多电影、文学、绘画与色彩密语，以下将逐一为读者解析。

• 小提醒：本文将提及部分电影剧情

致敬英语电影──回应生死爱欲之主题

阿莫多瓦曾自述其所有作品，都有他所景仰的电影大师的影子，并多次在公开访谈中半开玩笑称道：「我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致敬，反而更像是剽窃。」

举例来说，早期的《我造了什么孽》承继义大利新写实电影；《高跟鞋》是柏格曼《秋光奏鸣曲》的母女情变奏；《我的母亲》直接向《彗星美人》、《首演之夜》等「关于电影的电影」致敬；《坏教欲》则把宛如《双重赔偿》的黑色电影，翻演成自己的酷儿故事。

《隔壁的房间》其中一个显著的致敬对象，是美国1940、50 年代通俗剧大师道格拉斯瑟克（Douglas Sirk），他也是阿莫多瓦喜爱的导演之一。阿莫多瓦曾透露自己曾看过瑟克的代表作《苦雨恋春风》超过千次，若你仔细观察《隔壁的房间》中两位主人翁居住的别墅，架上什至有偶像瑟克的名作《春风秋雨》的DVD。

本片不仅与瑟克在主题（关注女性）、影像风格（大胆用色）上相似，更善用现场陈设、摄影光影进行场面调度，例如：玛莎与英格丽初至近郊别墅预备安乐死时，她们站在窗边，绿意树林透过窗光映射在彼此脸庞，犹如为两人的人生别开生面；但随即因玛莎遗忘带药，两人再返回其纽约家中，这次紫红暮色伴随冰冷高楼映照在她们身上，玛莎也看着倒影称：「仿佛我死了还在世」，点醒死亡阴影犹在。

阿莫多瓦的电影中，角色观看电影也几乎是「定番桥段」──片中两人观赏了几部经典电影：巴斯特基顿的默片喜剧《七次机会》、经典爱情悲剧《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》，前者描述去世祖父留下巨额遗产，但规定破产孙子必须在生日前夕成婚，引发一场荒诞求爱记；后者则描绘一名平凡女子在死前，将忏情信寄给爱慕一生的钢琴家，对方却始终未重视她的存在。两者皆回应了《隔壁的房间》生死与爱欲的主题。

更重要的是，玛莎请求英格丽协助安乐死前，两人欲在戏院观赏的是《义大利之旅》，这部片也曾出现在阿莫多瓦的旧作《破碎的拥抱》中。 《义大利之旅》是义大利电影巨匠罗贝托罗塞里尼（Roberto Rossellini）的英语作品，由他当时的爱人、演员英格丽褒曼（Ingrid Bergman）主演，描绘一对英国夫妇前往义大利的痛苦旅程。夫妻两人迫于面对同床异梦的婚姻，却在庞贝遗迹中目睹相拥数千年的人骨，也在圣母游行里历经出乎意料的失散，最终在悠久古城找回亘古的情爱。

瞄向乔伊斯、吴尔芙──文本跨时代连结人类苦闷

巧妙的是，《隔壁的房间》亦引用爱尔兰作家詹姆士乔伊斯（James Joyce）的经典短篇小说〈死者〉，书中描绘主人翁妻子回忆起初恋，曾在生病时冒着冬季风雪前来拜访她，因此造成初恋死亡。而《义大利之旅》中，英格丽褒曼饰演的女主角，也曾重述几乎相同的经历，被认为是向〈死者〉致敬，皆象征死亡赋予生者的深刻情意，显示超越肉体限制、精神犹留于人心之意。

因此，当玛莎在目睹窗外粉红大雪，或看着翻拍成电影的《死者》DVD 时，诵念着〈死者〉原著中的文句：「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，微微地飘落宇宙间，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，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之上」──仿若承载着乔伊斯笔下，爱尔兰政治动荡中的匮乏人心，以及罗塞里尼眼中，庞贝城火山灭绝至二战后义大利的破败光景。回应到《隔壁的房间》，小至玛莎面对癌症的无尽痛苦，大至当代战火交迫、气候万变的发炎状态，显得别富重量。

除却乔伊斯的〈死者〉外，由于《隔壁的房间》改编自西格丽德努涅斯的《告诉我，你受了什么苦？ 》，原著中本就大量引用各式古今艺术家、名人的论述。例如，电影沿用小说提及20 世纪初的画家朵拉卡灵顿（Dora Carrington）之「奇恋」──她恋上男同志作家利顿斯特雷奇后，竟选择与对方单恋的异性恋男子成婚，最终因利顿斯特雷奇胃癌而死后，选择朝向胃部开枪，诉尽女性与酷儿受时代的禁锢。

阿莫多瓦再进一步，将朵拉卡灵顿与其好友维吉尼亚吴尔芙（Virginia Woolf）连结，两人皆属于当时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文人社群，也同因女性身分致使才华与情感无法自由伸展，最终选择自我了结生命。片中玛莎认为「她们是映照出自我的镜像」，镜头同时瞄向玛莎、英格丽的脸庞，暗示这对历经病痛的战地记者、畏惧死亡的小说家，亦是彼此的镜像。

有趣的是，戏外演员蒂妲史云顿的成名作，即是改编自吴尔芙小说的《美丽佳人欧兰朵》，诠释性别何以受制时代，等待被解放束缚；茱莉安摩尔则是因《时时刻刻》演绎50 年代家庭主妇之苦闷，获得柏林影后的殊荣，她的角色正是因阅读吴尔芙的小说《戴洛维夫人》而开启思考。

蒂妲史云顿、茱莉安摩尔，两位皆是与吴尔芙交错过的女演员，曾不遗余力地演绎或传递其笔下的性别困境，这回首度于《隔壁的房间》中合作，也成为古今对照、戏内戏外的趣味「镜像」。

画作、摄影另有玄机──暗指家庭关系与女性关怀

阿莫多瓦电影中的构图、色彩，常被指出受到许多艺术家影响，包含：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、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、普普大师安迪沃荷、新造型主义的蒙德里安等人。 《隔壁的房间》中，更直接置入美国画家爱德华霍普的《People in the Sun》，该画作的灵感，源自爱德华霍普于纽约观察到在公园晒日光浴的都市人，但他将背景改为西部荒原，创造出文明社会与自然景致的冲突感。这也与片中两人逃离纽约市中心，前往郊外寻求宁静、执行安乐死的情节有所呼应。

此外，阿莫多瓦曾在旧作《切肤欲谋》中，让角色观看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的书籍、纪录片，还出现大量仿造其风格的雕塑与画作，借以暗指人物心境同样压抑且扭曲；在《隔壁的房间》中，玛莎家里亦摆着布尔乔亚的针织仿制品，上头写着：

我在地狱走了一遭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真是太美好了。
（I have been to hell and back. And let me tell you, it was wonderful.）

这不仅对应片中的死亡主题，也反映玛莎作为战地记者，曾经出生入死的生活；更回应了玛莎与女儿破碎的家庭关系──事实上，布尔乔亚对艺术的兴趣，即源于其作为壁毯编织工的母亲，她让布尔乔亚参与修复挂毯的家业，引发她创作出巨大的蜘蛛雕塑《妈妈》，强调母亲如蜘蛛织网般守护自己的童年，不受父亲外遇与羞辱的负面影响。

对照玛莎，即便她在片中自承「不是称职的母亲」，但仍极力在丈夫缺席下，保全女儿长大成人，就算生前未获女儿谅解，却在死后透过英格丽让女儿更了解自己。这便是阿莫多瓦透过本片力求传达的主题：藉由艺术表达展开对话，人们得以敞开心胸，迎向生命的伤悲消亡与美好璀璨。

另一幅同样挂在玛莎家中的摄影作品《Duelo Canosa di Puglia Italia》，出自与阿莫多瓦同乡的西班牙摄影师Cristina García Rodero 之手，捕捉了蒙面妇女挽手唱诵圣歌的场面— —这是在义大利普利亚举行的「La Desolata」，一个为纪念圣母玛丽亚丧子举办的宗教游行。这不仅极佳地回应了《隔壁的房间》中，女性携手共度苦难的情节；导演也同摄影师Rodero 一样，以外国人（局外人）的身分，关注这群身处地球邻村的女性，何以面对死亡这项艰困的课题。

莫忘「本色」──不惜成本也要在西班牙取景 

深受国际影迷喜爱的阿莫多瓦，曾以无法掌握英语、对好莱坞体系的不信任，放弃执导《修女也疯狂》、《断背山》等英语片的机会；其实《沉默茱丽叶》也本是由梅莉史翠普主演的英语作品，但却被他在开拍前夕改回西班牙制作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曾婉拒与凯特布兰琪合作，导致原先可能成为自己首部英语片的《A Manual for Cleaning Women》制作停摆。他解释道：「我不了解美国社会，不了解日常生活的小细节，这就是我对其他人说『不！』的原因。」

历经《人声》、《荒漠断背情》两部英语短片制作后，阿莫多瓦终于卸下设防，完成首部英语长片《隔壁的房间》──当然，这仍是一部「莫忘西班牙本色」的作品。

尤其是他不惜预算，除了少量外景仍在纽约拍摄之外，将片中最重要的场景──玛莎选择执行安乐死的度假小屋，选定在位于马德里郊外山庄的设计小屋（Szoke House），而非于片中设定的纽约州胡士托。阿莫多瓦表示：「如果《齐瓦哥医生》的俄国大草原都能在别的国家拍，一部当代电影在这里拍也没什么大不了！」

Szoke House 由西班牙Aranguren & Gallegos 建筑工作室设计，灵感起源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Le Corbusier 的风格，强调建筑的几何美学及实用功能。为了适应所在的山坡地及四季光照，有着随地形不断叠高的梯形设计，以及大片落地窗，不仅让光线能随时映照，也使居住者能与周围森林景观亲近。如阿莫多瓦所言：「仿佛大自然会保护住在小屋里的两位主角一般。」

这个建筑物既现代主义，却又讲求与自然贴近，不仅象征着主人翁将由人间迎向死后世界、自人造社会回归自然，同时也完美体现《隔壁的房间》两位角色的双重性：一位是现代书卷气颇重，恐惧生命消亡的作家；一位是更「接地气」，准备迎向来生的战地记者。两人之间的角力，正如建筑尖锐的边角（阿莫多瓦曾形容，这是一间有点像恐怖片会出现的房子）一样，但彼此的亲密亦如窗外透进的阳光般温煦。本片的艺术指导Inbal Weinberg 也认为：

透过建筑，我们制造出一种戏剧冲突感，突显两位角色间复杂的变化，以及她们留在此地的风险。

红与绿的色彩交叠，演绎生与死之间的徘徊

「红色」向来被认定是阿莫多瓦的代表色，尤以在早期《濒临崩溃边缘的女人》中，即可看到房间墙壁、家具、电话、服装，甚至屡次出现的「番茄冷汤」皆为红色，无比展现其电影中的爱欲情狂。

阿莫多瓦也曾表示，红色是最能代表「西班牙」的色调：「这是一种非常富有表现力的色调，在西班牙，红色也代表生命、火焰、血液、激情和康乃馨──这是西班牙的国花。」

《隔壁的房间》维持其「红色」传统，从陈设到服装的每颗镜头，几乎都少不了红色，但其在本片更象征「死亡」与「情感」；作为对照的，则是其旧作中较少出现的「绿色」，在片中代表「生命力」与「自然万物」，两者几乎都会一起出现。

如同玛莎家、别墅的家具，几乎是由这两种颜色组成，别墅户外的躺椅更是一红一绿，两位主角的服装也总是有两者元素，但并非一角色仅穿一色彩，反而可从服装的红绿比例变化，看出两者之间的强弱对比。

红、绿的色彩组合，也贴合至《隔壁的房间》的剧情走向，呈现出这是个生死交融的故事，情节由「价值冲突」走向「关系亲密」，更回应玛莎最终在友谊、艺术作品与自然风光下，迎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。演出玛莎的蒂妲史云顿曾这么说：「我一直认为友谊、艺术与大自然，这3 件事能让我们度过所有难关。玛莎与它们共存，我们得到一个生命大获全胜的故事，因此她能美好地死去。」

仔细观察，濒死的玛莎在服装上也有所变化：医院戏中，多半以蓝紫色系阴暗搭配；在自家或别墅中，通常以红绿色为主，象征其个性鲜明大胆，并在生死之间徘徊；最终吞药前，更着上亮眼的黄套装，借以展现「死亡」的多种面向。对此，阿莫多瓦曾表示：

我希望死亡也充满活力和生机，玛莎决定将死亡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这是她角色活力的一部分，我希望这种活力能透过色彩清晰可见。

以个人之死隐喻集体濒死，西班牙大叔的疾声呼告

从《沉默茱丽叶》、《痛苦与荣耀》、《平行母亲》，足以观察阿莫多瓦创作路线的变化，逐步减去早年通俗剧色彩，余留的是对个人生衰，甚至是家国与世界的反思。

例如：《平行母亲》巧妙运用两位错位的母亲对话，掀开西班牙曾经错置的极权历史，以及仍然无视真相的鸵鸟心态；走向英语世界的《隔壁的房间》，两位女性援引英语世界的艺术作品，置身于西班牙的设计与色彩妆点中，展开一场争取生死自主的战火，也归纳自越战至新自由主义引燃的伤痕。

电影中，角色吐露出越战、波士尼亚战争、伊拉克战争，到如今的极右派崛起，导致堆积更多的战争、难民与搁置的气候变迁问题，犹如一再把世界拉进深渊黑洞；但正如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的缝纫巧手，阿莫多瓦藉由一场又一场对话，试图缝起破碎的伤痕，浅焦镜头也令观众更专注在人物，我们与身为陪伴者的英格丽一样，看向「人」的本来面目、凝视人类的千疮百孔。

对照苦难与死亡的恐惧，阿莫多瓦以「人与人之间的连结」唤回希望，例如：战地摄影师与圣衣会会士以性爱，抵抗战争的危险不安，即便违背天主教义也无所畏惧；英格丽伴随玛莎，走向生命的最终旅程；又或者最后，英格丽替代玛莎，向其女儿阐释她们家庭不幸、父亲缺席的原因；也在片末不忘讽刺警察所象征的权力结构。

阿莫多瓦以最简约和肃穆的方式，重现旧作中的主题：同性之爱与宗教的双面刃、女性相互扶持的情谊，及家庭难解的代际纠葛；让观众重新意识到，通俗生活即是对抗苦难与死亡的良药。而他早已在前半生的电影中，不断验证生命究竟为何存在。

片末，致敬《濒临崩溃边缘的女人》结尾，当时两位躺椅上的女人，迎来性解放与生育之喜悦；《隔壁的房间》再藉由两个女人某程度上的重聚，让悲欢离合、青春衰老、过去现在、消亡归返⋯⋯全都同框而聚。

这或许即是这位年过70 的西班牙大叔，用女性友谊、满满艺术与自然风光，献给这个濒死世界的呼告：即便在绝望之时，还是能如玛莎优雅地做出选择。如同他近日在访谈中，控诉极右派领袖对难民的排挤：

他们不是入侵者，只是绝望的人，他们有权掌握自己的生活，就像我在《隔壁的房间》表明的一样，人有权拥有自己的死亡。

正如片中开的玩笑，玛莎请求英格丽待在「隔壁房间」陪伴她执行安乐死，但实际上英格丽选择在「楼下房间」陪伴；阿莫多瓦重新改造原著，以自己的美学与视角参透生死重量。他终究没问出西蒙韦伊的那句：「告诉我，你受了什么苦？」但藉由英格丽的身影，一次次走上阶梯，饱有同情地探向红门之后的世界，是否依然安好。

面对告别时刻不忘覆上雪泥，让艺术在内心埋下，等待观者离开「电影的房间」后，长出那朵力抗苦难的生命之花。犹如一头红发、身穿绿色大衣的英格丽说着：「因为在悲剧中仍能尽情生活，必然会很痛苦，但我能承受，我努力活在她拥有的喜悦中，带着同样的感激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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